本报记者 程旭
实习记者 凌志敏、曹金姗 王小慧、梁嘉文 云南昆明、腾冲、保山、广州报道
尽管每天往返于腾冲县城与国家4A级景点和顺古镇之间,但李娟从未到和顺古镇里玩儿过。
“我和老公都是开出租车的,每天都要工作”,腾冲居民李娟说,她们没有假期,每天奔波,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虽然在腾冲乃至云南,李娟一家还算是收入不错的。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GDP数据,云南省总量为11720.9亿元,居全国第24位,与2012年排名持平。但云南25个边境县中,有17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边境地区人均GDP在全国7个沿边省区中最低。
这种情况下,李娟们收入低,就不难理解了。
云南的贫困落后,既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高原山区省份,崇山峻岭密布,有很大关系;亦与开放不足、周边政经局势复杂紧密相关。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日渐重视周边外交、加快与东盟经济合作,以及力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云南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形势迎来新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先后提出打造中国向西南外开放的“桥头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扮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支点等一系列口号。
在此背景之下,云南近几年加大沿边开放力度、巨资投入城市及交通建设、借力中缅油气管道建设发展大炼化项目、学习东部发达城市经验建设工业园、强力推进云南省十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整合景区资源,推动金融改革……动作频频。“七彩云南”由此掀起一轮发展“狂潮”。
然而伴随着“滇”狂之舞,争议与问题也随之而来。
1. 云南起舞
不同于人们对云南的一贯印象,云南并非一直都是贫穷之地,历史上也曾经“阔”过。
史载,南北朝、隋初的二百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背景下,昆川一隅“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社会局势安定,以至于到梁末隋初,滇池地区 “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
在近代,昆明也曾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抗战期间,大量工厂、学校内迁,大量资金、设备和人才流入昆明,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纷纷在昆明设置和开办工厂企业,如中央机器厂、炼铜厂等相继建立,昆明经济开始近代工业化进程,并出现短暂的繁荣。
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西南地区周边战事频发,越法战争、越美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不歇。
“打仗让云南变成了一个埋地雷的地方,现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地雷还没挖完。”云南大学教授、昆明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原昆明市政府科技顾问熊思远说。
1992年,我国继沿海沿江开放后,加快了沿边开放步伐,批准了14个沿边开放城市,并对应设立了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其中,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入选。但云南的开放,却一度引发严重的毒品交易和跨境赌博等问题。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中国曾一度终止云南出境游,直至最近才又重新开放。
“类似的政策限制了云南的发展。”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朱湘辉说。
而今,中央政府对云南的定位已悄然改变。
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云南,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两年后的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正式出台,将云南定位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中国沿边开发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中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云南沿边开放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中印双方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随后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核心是以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等沿线重要城市为依托,建设国际大通道,四国共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这使云南在中国面向西南开放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作用更加突出。
在新的开放形势之下,云南跳起了场面宏大的“滇”狂之舞—一如人们对这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的另一惯常印象:舞蹈优美而充满灵性。
2. 交通“追赶”战役
从昆明乘飞机,大约50分钟可以抵达500公里外的保山,在没有开通这个航线之前,乘坐大巴车翻山越岭要10个小时才能抵达;而在高速公路没有开通的时代,这种长途跋涉可能需要两天。
总体而言,云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特别是交通。
铁路方面,目前,云南8个沿边州市除红河有米轨铁路与越南相通外,其他州市都没有铁路与周边国家相通。云南铁路营业里程在中国9个沿边省份中仅高于西藏和甘肃,居第七位。
公路方面,云南公路密度和等级均很低。9个沿边省份中,云南的等外级公路占比仅高于西藏、新疆、甘肃,居倒数第四位。在全省众多陆路口岸中,只有河口与越南通铁路,磨憨与老挝通高速公路,绝大多数口岸至今与周边国家不通高速公路或铁路。
“云南交通设施建设不足,很多产品运不出去,或者运输成本高于产品的价值就不愿意运出去了。”陈铁军称,全国物流成本平均占GDP18%,而云南的物流成本占了本省GDP的24%。
因此,交通建设成为云南沿边开放的前置性课题,各类项目开始狂飙突进。
近年来,云南提出了建设“七出省、四出境”公路通道目标以及打造“八出省四出境”的铁路格局。
目前,“七出省”的公路通道中,昆明至四川攀枝花、昆明至安顺道、昆明至百色3条通道,已建成高速公路。云南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称,昆明至四川宜宾、昆明至六盘水及昆明至兴义这3条通道分别争取于2015年、2016年及2017年底前全部建成高速公路。而昆明至香格里拉至西藏通道,目前昆明至大理段已建成高速公路;大理至香格里拉段将于今年内开工建设,争取2017年建成通车;香格里拉至隔界河段,将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时启动建设。
“四出境”通道,指的是云南昆明经老挝至泰国曼谷通道、昆明至越南河内通道、昆明经缅甸至印度雷多通道、昆明至缅甸皎漂通道。目前,昆明至越南河内公路通道云南境内段已全面建成高速公路;昆明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的云南段于2011年开工建设,云南方面称争取今年底建成通车。此前,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长生曾称,中缅两国正就建设中国瑞丽皎漂公路开展前期工作。
铁路方面,2010年,时速350公里/时的沪昆高铁和滇桂铁路相继开工建设,云南开始迈入高铁时代。此外,云南还试图推动迁延已久的“泛亚铁路”建设开工。
“泛亚铁路”是1995年东盟第五次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将穿越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建成后,云南省铁路可直接对接国际铁路网。
根据规划,泛亚铁路分东、中、西线三个方案。东线方案为昆明-河内-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中线方案为昆明-祥云-尚勇-万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西线方案为昆明-瑞丽-仰光-曼谷-吉隆坡-新加坡。
3. 工业园“大跃进”
传统上,云南已形成烟草、矿冶、电力、旅游和生物五大支柱产业,其中烟草是云南最大的支柱产业,几乎占据云南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数据显示,2011年,烟草税收占云南总收入的45%,超过1000亿元。
由于云南与周边国家的技术水平差不多,产业结构雷同,云南与邻近国家的产业不对接、不互补。陈利君举例说:比如缅甸所需的电子产品,云南不能生产提供,只能由沿海地区生产、运输过去。再者,对方生产的产品云南也不需要,比如印度的服装。
海关总署统计资料显示,云南边境80%的进口货物销往省外,80%的出口货物来自云南省外,云南是典型的“过境贸易”,境内外多边和双边贸易并没有体现出云南的产业优势。
为打破云南产业基础差、经济发展不足的僵局,云南开始学习东部沿海省份建设工业园区。
2012年初,云南省提出打响园区经济、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三大战役”,其中,园区经济是核心和关键。是年5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全省推进工业跨越发展大会上指出:云南经济社会能否实现跨越发展,重点看工业,关键看工业,难点在工业,突破点在工业。云南省长李纪恒在考察中山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时也表示:“园区活则经济活、园区强则经济强”。
随后,云南进入了大建工业园的时代。云南省财政厅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云南累计投入工业园区资金5.4亿元,其中,新型工业化资金1.54亿元,标准厂房建设补助金2亿元,技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0.79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0.62亿元;重点支持了云南22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61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截至2013年,云南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多达125个,当年云南工业园区企业完成利税1070亿元。
不过,陈利君称,云南工业园区虽多,但规模大都较小,差异化不大,“云南要加大开放力度,吸引更多企业入驻,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而在云南引进的项目中,投资、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是中石油1000万吨炼化项目和其伴生的化工产业。
4. 炼化项目入侵“彩云之南”
2013年9月30日,中缅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
这条起于缅甸西海岸马德岛的油气管道,初衷是把中国从中东及非洲采购的石油,从印度洋经缅甸过境进入中国。与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原油运抵湛江和宁波的“太平洋(601099,股吧)线路”相比,要近1200多公里,且也安全得多。这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多地区、进口方式多元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而其对云南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云南历来是全国成品油供应的末端,2013年,云南950万吨用油全部依靠外调来,原油市场形势稍有变化,云南就会闹“油荒”。
因此,趁中国上马中缅油气管道,《云南省石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9-2015年)》提出,以中石油1000万吨炼化项目为依托,形成以昆明为中心的石油化工-化肥-有机化工一体化产业基地,发展以炼油-乙烯装置为基础的石化产业群。
2009年,中石油千万吨炼油项目落户安宁市工业园,一期项目每年可以处理2000万吨原油,生产100万吨乙烯。
炼油及石化产业对云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根据测算,仅炼油基地项目年总产值就可以达到千亿元以上,给当地带来超过30亿元的税收。更重要的是,当地媒体报道,该项目“将填补云南成品油生产空白,带动化工、轻工、纺织等产业发展,石化工业将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云南的多数产业属于以资源粗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炼油及石化作为云南的新兴战略产业,将在云南产业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与传统石化项目分布于沿海有很大不同,炼油厂需要丰富的水资源,而昆明是全国14个水资源短缺的城市之一。当地官方媒体报道,安宁工业园“资源环境约束性增强,土地指标、环境容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安宁采访期间,当地部分民众还表达了石化产业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但对于上述问题,云南省发改委、安宁市工业园均以“问题敏感”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5. 打造区域国际金融中心
随着云南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启程,边陲云南被推向金融改革的最前沿。曾任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刘光溪,被外放云南任省金融办主任,担纲金改探索重任。云南省会昆明,则被确定为建设沿边金融中心的首选地。
2012年11月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次年1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是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批复的第二个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首个获批的专项金融综合改革方案。
2013年末,云南省政府第28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随后启动。
此次云南金融改革,策略是“一心两区”联动发展。即以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为龙头,以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昆明金融产业中心园区为载体。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涉及昆明和8个州市,总面积22.0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56%,人口251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54%。
而其改革方向则是探路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直接定价,改变过去“人民币-美元-周边国家货币”的二次定价,以减少企业在美元作为中转货币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在区域货币汇率报价及汇款服务的基础上,办理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业务,为将来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和人民币区域自由流通做好前期重要准备;探索试点居民账户与境外账户、居民账户与非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条件成熟时,推动账户内本外币资金的自由兑换”……
云南省金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云南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548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5.3%;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2.28万亿元、1.56万亿元,贡献税收128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9.6%,从业人员超过16万人,“成为发展较快、贡献较大的高端产业,有效拉动了云南省的经济快速发展”。
6. 云南最后一点优势可能消失?
对于边陲云南所进行的一系列狂飙突进的发展举措,也一直充斥着争议。尤其是对其工业园“大跃进”,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
“生态优势是云南最大的优势,如果政府还在以GDP为核心发展的话,云南可能最后一点优势都没有了。”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云南当地企业家担心,如果政府在产业选择上陷入误区,可能导致优势全失、劣势更加突出。“云南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结合云南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她强调。
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南、云南、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表明国家在中国旅游综合改革方面已经确定了构建“一省一岛一市”的新格局。此处的“一省”指的便是云南省。
上述云南企业家认为,云南政府的着重点应放在云南产业定位上,要根据自己核心竞争力形成强势品牌。“在市场营造方面,政府做的工作远远不够。”她指出,市场会带来资金和项目,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引领产业的发展。
云南省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尹子琴近日提交了一份《关于打造云南高原特色产业品牌系统的建议》提案,指出在农业领域,云南“仍存在特色农产品(000061,股吧)基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区域化特点不明显,龙头企业少、小、弱,没有在市场上形成整体对于云南高原特色产品的品牌认知 。”
由此,尹子琴建议,应学习广东“一镇一品”的成功经验,实施“一地一品”,或“几地一品”—也就是在某个农产品的几个主要产区,持续提升种植面积、改善品质、集中种植,迅速形成产量规模和市场规模,最终形成在全国具有最高知名度的农产品区域品牌。
7. 农民的抗议
4月9日,国道213晋宁县晋城镇广济村段,路边和楼房顶上都插了很多五星红旗。这里属于云南省力推的十大文化旅游项目之一的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的规划征地范围。当天,近百名广济村村民聚集在村委办公楼下“讨说法”。
“他们要强制征收我们的土地,我们插上红旗跟他们对抗到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称。
此前的2013年10月22日,有关部门在征用广济村土地的过程中,发生了媒体报道中的“群体事件”。目前,除了广济村外,包括三合村、富有村和安江等11个村在内的土地都已被征用,正在建设中。
对于省政府大力倡导和强力推进的这些“重大项目”,以及对于那些项目中描绘的美好前景,广济村民们并不领情。一名村民代表表示,他们更喜欢目前的田园生活,“种大棚蔬菜,每年能收益三四万,现在的蔬菜价钱高,我们都是销往外地的”。
显然,这是发展模式的分歧:村民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发展农业甚至是小农业、过自己的小日子,但当地政府则希望发展“回报高、效益好”的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地产等。
这种分歧如何体面而和谐地取得共识,是云南官方现在和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外,部分地方基层干部、村干部腐败,失去村民们的信任,则给云南政府推行某些激进政策带来了“硬伤”。
“我们查到村委会个别人涉嫌违法、贪污,私自将我们村的土地都低价转租出去了。”广济村维权村民代表王春云称。
维权村民们的举报材料称,“在全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村委会以300-400元每亩的低价将全村的土地转租给古滇王国项目,租期为10年。
这还不是关键,问题的核心在于租金。村民称,他们自由转租土地的价格为8000元每亩,租期一般为三年,如果自己种植蔬菜则收入更高。因此,对于三四百元每亩的租金,他们无法接受。
这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村民与项目方在利益分配上存在明显分歧。
据已被征完土地的三合村村民透露,他们按照每户每人7万元拿到了补贴,但办理养老保险花去了3万元,只剩下4万元。征地后,他们失去了种植蔬菜这个唯一的收入来源,很容易坐吃山空。现在,有条件的三合村民们多到附近的滇池捕鱼,以补贴开销。
除了基层村民们的诉求要应对外,云南主政者还必须面对云南官场上下思想上的封闭。
8. 省委书记的挑战
“长期以来,昆明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相比较优越,人们缺乏应有的生存危机和竞争压力,以创新求突破的冲动和欲望不足”,“昆明落后既表现在发展落后,也表现在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现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在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时曾说。
仇和在昆明主政期间,提出“以开放倒闭改革,以改革倒逼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倡导官员们学习,严格“治吏”,“不换思想就换人”,他以压任务的方式改变昆明官员的“铁饭碗”思想,又用惩罚、曝光等方式改变老百姓的懒散思想。
观察人士认为,仇和在昆明乃至云南官场掀起了一股清新之风。但随着仇和调任,昆明和云南官场的积弊又有所反弹。
“仇和时代,要求所有部门公开政务信息、公开联系方式,善待媒体采访。”一名昆明的媒体人说,“仇和调任后,昆明和云南省一些部门思想保守了,继续"唯上是从"。
对于希望有所作为的云南省委书记,以雷厉风行著称的秦光荣希望通过系列重大举措,让云南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是,面对着矛盾交错的云南上下,面对着思想保守的众多同僚,面对着对政府主导的部分产业政策不信任、不配合的部分村民,面对着某些腐败干部,秦光荣等云南官方该如何应对?
9. 复杂的周边环境
云南这轮发展大潮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沿边开放,因此周边的复杂局势关系着其成败。无论是2011年“10·5”湄公河特大惨案,还是近年来缅甸的政局巨变,都凸显了外部环境的不可测性。其中尤以缅甸政局走向,最为关键。
在云南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中缅云南段有1997.6公里 ,占据几乎一半。缅甸一直是云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滇缅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75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占中缅贸易总额30%以上。在云南规划的4条出境公路通道中,通往缅甸的占了两条;“泛亚铁路网”西线,缅甸境内还要修100多公里铁路才能和该国的现有铁路接通。因此,缅甸局势的变幻与云南的发展唇齿相依。
2011年以来,缅甸实施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尽管缅甸与中国政府依旧维持着友好交流,但民间却出现了一些反华声音。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缅甸研究中心副主任祝湘辉认为,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近年来对缅投资有所增加—如日本为了争夺缅甸市场,免去了其债务,使双方合作力度更大,而如果美国和日本在缅甸都有很多大项目,中国将处于被动地位。
“这会极大影响云南的发展”,陈铁军说。
这并非杞人忧天。之前,中国投资36亿美元建设的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因缅甸当地人反对,迫使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停建。
即便中缅关系友好依旧,云南也需考虑缅甸的财政问题。有专家称,缅甸财政无力担负云南出境通道中缅方境内公路建设费用,铁路建设亦是如此。
“中国政府可以提供贷款给缅甸,让对方以土地等抵押。”陈铁军称,由中国提供开发贷款修路是常用手段。
云南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则回复本报记者,4条通道的境外段公路建设问题,“需国家层面对接协调,云南方面会积极争取国家支持”。